微信红包与春晚平分秋色 浅社交似要转“深”

陶舜

网络红包的风头是否盖过了春晚，或许见仁见智，若说这些年来哪件事情配称与春晚平分了秋色，除了微信红包(以及支付宝红包等)，恐怕也难找出第二个了。这是商业与技术统治时代的硕果，亦时势使然也。什么时势?那就是以手机屏为主导的屏社交催化出来的浅社交趋势。

屏社交在中国经历了两个阶段：手机短信和移动社交软件。在功能机时代，费用不低的手机短信深受欢迎，那些年除夕夜中国人发了多少亿条拜年短信经常上头条，进入智能机时代以后，短信日见式微，今年我只收到一条拜年短信，朋友们都在微信上派抢红包——在高峰期，微信红包一度hold不住而短暂瘫痪。

微信俨然一跃成为继支付宝之后更强势的移动支付新风口。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10.1亿次，春晚全程微信摇一摇互动次数达110亿次，如此盛况，与微信巨量的用户数量和强烈的社交粘性不无关系。其背后的商业竞争，在节前就已发生：几款热门软件互相封杀。对此经观社论已经指出：所有授权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收权，应该打造一只具有互联网思维的笼子。近期有人说监管机构应该考虑介入，宣布微信垄断，迫使腾讯让其他企业平等进入微信平台。这一天恐怕尚远。应该注意到，微信支付包含零钱帐户体系和银行卡体系两大帐户体系，与支付宝一样，亦无法避免虚假交易和资金匿名转移的问题，在彰显巨大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管的新挑战。

微信红包勾勒出来的忧思并不止于商业、金融领域，还波及社会、人文领域。微信红包成功的秘密，表面看是在已经成功的微信上叠加了一个金钱游戏，然其本质在我看来恰与浅社交的大势互为因果。短信和微信这两个代表性的屏社交工具，有一个共同点：自主操控性很强。我们要“说”的话可以被编辑、修改和润色(正如我们把自拍照PS得更美)，得以呈现自己远比现实完美的一面，而现实社交里面，说出来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喜欢并依赖这种可控性，是我们从“深社交”往“浅社交”退缩的标志——实际上我们早已置身其中，浑然不知又无法自拔。

浅社交改造了我们的交往模式甚至心灵状态，这一切早已发生，而微信红包使之更为凸显：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终于和亲人在一起，却未必有多少真正的相处，比如忙着在手机里和小伙伴们派、抢红包，这固然不足以完全切断我们的现实交际，但显然，我们已很难对别人投以足够的关注，反过来，亦难获得足够的关注。我们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刚刚好。屏社交把有本质区别的亲密关系和陌生人关系压扁重组，揉成了面目相似的浅社交。“我分享、故我在”的屏社交状态，让我们似乎永远都不用独自一人，我们似乎丧失了享受孤独的能力。我们放任了内在的脆弱与孤独，把心灵包起来，藏进了一块块社交屏，一切变得可控、安全而简洁，干燥而乏质感，这将导致我们更加孤单。

微信红包来了，浅社交好像要转“深”了，它使我们很方便地瞬间与千里之外的朋友派抢红包，却也磨去了红包在金钱之外的更多丰富质感，比如简短的言语和眼神交流在微信红包中几乎已被抽空，让发红包这个“以金钱为辅的情感事件”迅速变成“以情感为辅的金钱游戏”，巨量的抢派行为又使得残存的这层稀薄的情感附属更加稀薄。

这不是微信红包的错，是技术统治时代对人情人性进行再塑造的必然结果，势不可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稍加缓解吗?我不知道。也许，在微信红包满屏飞的时代，当你递给朋友一个实物红包，上有“大吉大利”字样，放几张崭新的钞票，你会得到一个灿烂的微笑，甚至热情的拥抱。节后第一天上班时我看到很多人快乐地晒出了利是红包，这并非“古典”，实是“现代”——不要放弃实物红包，让多出来的微信红包增益我们的福利，而不是取代原有的福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