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虚传的泉南佛国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南宋朱熹在800年前留给泉州最负盛名的一副对联。1938戊寅春，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书此联于开元寺，这是两位圣贤在泉州的一次穿越时空的因缘际会。弘一法师在最后的日子里将他的晚晴室安顿在朱熹讲学处的小山丛竹书院侧翼，并留下绝笔“悲欣交集”四字，这是佳话，佳话总能引人遐思。

九日山石佛座像    

泉州古来有“泉南佛国”美誉，是佛教文化传入较早较集中的地方之一。在泉州的清源山、南安的九日山、晋江的青石山等，均有“泉南佛国”的摩崖石刻，尤以泉州最大石佛所在地晋江岱山南天寺旁石崖石刻最有气派，它出于南宋泉州名太守王十朋之手，每字高达2米，笔力遒劲，洒脱奔放。早在西晋太康九年(288年)，泉州就建造了位于九日山的延福寺，只比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晚220年。延福寺规模宏大，极盛时有54个支院。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在此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延福寺所在地九日山至今还保留着泉州第一尊石佛座像(当在唐五代时期)。其后历代建造佛寺有名称可考的多达400多座，现尚存近300座。被列为全国重点佛寺的有开元寺、龙山寺，被列为省级重点佛寺的有承天寺、崇福寺、海印寺、铜佛寺、雪峰寺、天柱岩、大慈林、草庵寺、南天寺、西资岩、科山寺等。南安雪峰寺僧幻如在《瘦松集》中曾云：“闽南多胜刹，唐宋以来皆国王大臣为檀那，宅舍捐产，动以亿万计。”故泉州素有“泉南佛国”之称。而自宋室南迁，全国政治中心转移，衣冠人物，萃于东南，泉州人才辈出，有宋一代，中进士的就有862人，可见人文之盛。

海印寺    

唐代是泉州佛教的兴盛期。唐代，泉州一府五县(同安、惠安、安溪、南安和晋江)人口5万左右，所造佛寺院竟达40多座。相传开元寺全盛时，有众数千，海内外硕德高僧，常云集于此。唐代泉州全民崇佛之风盛行，包括地方官员和仕进文人在内，都以能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上题名为无上荣耀，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年)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五代时泉州佛教寺院与陕西、敦煌佛教寺院联系紧密。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34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最为盛行。宋初统治者对佛教进行严格限制，泉州的佛教失去唐、五代时期发展的势头，但是宋代泉州的社会经济繁荣，特别是泉州的海外贸易繁盛，佛教寺院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僧人和善信兴起了大规模的修寺、建塔、造桥工程。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佛寺得到重修，又新建不少寺庙，如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等。宋代泉州佛教石雕像和造桥技术有很高的水平，宋代泉州10座著名大石桥的兴建和修建，有7座与佛教僧人有关，如洛阳桥、安平桥等。元朝的统治者对各门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泉州出现世界多门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朝廷对寺庙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在泉州城内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记所载，泉州接受亦黑迷失施舍的寺院、庵、接待处有17所，年19次。可知元朝泉州的佛教还是相当兴盛的。建有弥陀岩、碧霄岩等数十座寺岩，僧人地位依然尊贵。元代，泉州的佛教与道教进一步合流，至元四年(1338年)泉州万安禅寺释用平、智泰撰《重建清源山纯阳洞记》，碑记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这就是元代泉州佛、道合流的理论依据。明代泉州佛教进入衰落时期，连开元寺都出现“禅风不竟，云散四方，丛林规则，日就陵夷”，住持“主席久虚”。寺产被豪强占据，“由是寺之不能保故域者，十之七八矣”。明朝中后期，倭患日炽，军队云屯泉州，驻军佛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后50年，由地方官和寺僧发起多次重修，开元寺得以保存，但比起唐、五代的120支院规模，“仅存十一于千百之间而已”。明代对僧尼实行考试制度，一方面限制了佛教的无限制发展，另一方面却提高了僧尼的质量。僧尼重视研究佛经也影响到世俗社会的文人居士。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形成了风气，泉州出现一些研究佛学名家，如李贽、李光缙。李贽以佛学思想来体会儒家经典的要旨，他认为儒、道、释三家学说实质上是一致的。明代佛教居士，有清信男和清信女，必须拜僧尼为皈依师父，并由师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诫在家持修学佛。清代顺治皇帝发愿崇信佛教，对清初佛教的恢复起一定的作用。雍正皇帝提出“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的统治原则，泉州佛教得到一定的复苏。建铜佛寺、宿燕寺等40多座，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都得到多次重修。民国初期，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等还有开坛传戒的度僧尼仪式，泉州社会上一些僧俗人士，发函邀请北平、上海的高僧、居士来泉州弘扬佛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佛学刊物、佛教组织和佛教义举遍及城区。

铜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