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版海外代购 在泉州买世界

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等部门举办的“何以中国·向海泉州”网络主题活动演讲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以“梯航万国 兼收并蓄”为主题，向全球观众讲述泉州的海上贸易故事。

泉州在历史长河中，既是中华大陆文明的传承者，又是中华海洋文明和世界海洋文明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世界海洋文明交流的和平使者。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它在中国和世界海洋文明的形成、发展和交流中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海外代购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鲜有人知的是，如今流行的海外代购，宋元时的泉州早已在世界独占鳌头。

来自海外的货物被人们或肩挑膀扛，或用小推车送到城中，一片欢乐的“迎蕃货”场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货物运达泉州。图为泉州海丝唐卡长卷重现刺桐古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陈列于泉州开元寺“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宋代古沉船，见证了古代中国的航海历史。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图(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市井十洲人 不少“跑代购”

古代中国与海外市场进行联系的方式有两种，即外国商人停靠中国港口行商和中国商人前往国外贸易，前者带有纳贡的性质，而后者则与今天的海外代购极为相似。

泉州是我国著名的海港城市，从南朝就开始与外国海上往来，唐代许多外国人来泉州经商，刺桐港逐渐繁盛。

两宋时期，泉州贸易商经常搭载前往海外的船舶开展贸易，帮助本土商家和消费者购买异域奇珍异宝，进而牟取高额利益。以高丽和日本为例，有史记载的首次到达高丽宫廷的中国商人，是1017年泉州人林仁辅带领的一支由40人组成的商队。在11世纪上半叶，宋朝商人往来高丽十分频繁，至少平均每两年有一次商旅记载，还有许多可能没有记载。在日本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商贸活动记录，而这些商人中泉州人占多数。

1974年，在泉州湾的外港“后渚”，挖掘出了一艘南宋福船残骸，在船身里发现96根木签，其中72根上刻有清晰可辨的汉字，这些木签贴在货物上，用来标明船上货物的主人。这艘南宋福船现如今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馆长丁毓玲介绍：“现在流行的海外代购，宋元时的泉州早就有了，船主装完货，就把空闲的舱位交给船员，让船员自己带货买卖，以抵工钱。”

这些木签贴在货物上，用来标明货物的主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根据木制标签，货物的主人可分为五类：皇族宗亲、南外宗正司(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机构)、职业头衔(包括为皇族宗亲工作的领薪经理人、南外宗正司的官员、船员)、乘客、商标(表示某些已经形成的商业品牌)。这些标签表明，不管是以官方的名义还是以个人身份，当时皇族宗亲都积极参与海外贸易，同时允许其他商人成为“搭载商”并开展贸易。

买家多豪客 奇珍聚刺桐

两宋时期的刺桐港帆樯林立、商贾云集，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品类众多、内容齐全，以动物、植物、物产等非加工品为主，总数达到了三百三十种。北宋永春知县江公望就曾对刺桐港的繁盛和进口品的珍奇作了生动的描述：“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稀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南宋初期数百名皇族宗亲成员陆续定居泉州、福州，皇室、达官贵人和商贾对奢侈品，特别是香料、珠宝的需求量愈来愈大。异域珍贵的香料、宝石、药物等货物大多数从泉州转运到内陆，在“后渚”南宋福船残骸中，伴随海船出土的最大宗物品就是香料，包括乳香、沉香、檀香、龙涎香、胡椒等，都是当时利润极高的舶来品。

宋元时期，皇室、达官贵人和商贾对奢侈品，特别是异域香料、珠宝的需求量愈来愈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宋代进口的香料，主要来自大食、渤泥、三佛齐、阇婆、真腊、占城等国家或地区，经由刺桐港进入中国的香料品种多、数量大、用途广。而到元朝时，香料更是风靡泉州城。释宗泐诗云：“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栴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马可·波罗也在游记中描述道：“如果有一艘载胡椒的船去埃及的亚历山大或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必有一百艘来到刺桐港。”惊人的胡椒进口数量也反映了当时刺桐港的繁盛。

宋元时期进口珠宝，有的是朝廷用于馈赠外国使节和臣下的礼品，有的作为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有的作为宗教活动的象征，也有一部分作为药用品。

宋代泉州富商夫人以戴珠宝为尊贵，意大利旅行家雅各·德安科纳说：“这些富商每次设宴招待客人，夫人们都装扮得特别漂亮，头上戴的冠有许多的珠宝，让人觉得他们是贵族，而不是新近才富起来的暴发户。”元朝诗人贡师泰描述当时的泉州是“满市珠玑醉歌舞，几人为尔竟沈酣”。

“海淘”产业化 利大风险高

宋元时期海上对外贸易主要以官方形式进行，在政府的组织下开展。随着海洋商贸的不断发展，分散的模式使更多资金较少的商人也有了参与海上贸易的机会。

私人贸易主体方面，参与海外贸易的泉州商人涉及各个阶层。其经营形态分为五种：独资经营，合伙、合股经营，借高利贷经营，委托经营，以舱代薪。

这些单干的小商人结成航海商团，受一个舶主(船长)的领导，各自支付一定的费用，以占据船上的部分空间，成为上文中提到的“搭载商”。他们尽量携带最大数量的商品，堆积在属于自己的空间之内。而远航的船舶需要大量水手船员，为了节省薪水开支，船长通过在船上划定空余舱位，给这些随船的船员水手去经营赚取费用，即“以舱代薪”。

三佛齐，古国名，主要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部地区。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号令周边众多政权的宗主国地位，它主导着南海贸易和印度洋商品转运，是宋代泉州重要的贸易伙伴。据叶廷珪所著《南蕃香录》记载：“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三佛齐每年以大舶至广与泉，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而香之为品十有三。”

泉州海外贸易商人抓住三佛齐秩序稳定的契机，将中国的丝绸、外贸瓷等商品运往东南亚各国，出售给当地购买者获取资金。然后他们将这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当时在中国价比黄金的香料和各色珠宝，等顺利将货品运载回国后，再将这些稀缺品高价卖给有消费能力的权贵阶级。

虽然当时海外贸易的成本高、周期长、风险不低，但高额的回报率还是吸引了不少商人投资。据估计，南宋中后期每艘从泉州出海的出航船只货物的总价值大约为10000贯钱，每艘进港船只为70000贯钱。除去关税、官方购买、赊购利息、经营成本等，净利润率大约为250%。

商海弄潮人 爱拼才会赢

千年以来，闽南本土的海洋文化种族基础与海外前来的重商民族互相融合，互相激励，使得闽南海洋文化性质不断加强，在族群性格方面反映为人们的重商观念和开拓精神。

在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泉州人的重商精神都有顽强的体现。他们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将此前贫瘠的山海地貌转化为发展商品经济的最佳舞台，有效地实现了与国际国内市场的对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飞跃式进步。

在改革开放后，素有重商和冒险进取精神的泉州人立即脱颖而出，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如鱼得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历史上，泉州人不惧风浪下南洋，在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一些人融入当地社会，并回馈住在国。在古代，自强不息的泉籍华侨华人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作出贡献，而在近现代，以菲律宾“木材大王”李清泉(晋江人)、新马“橡胶大王”陈嘉庚(同安人，时属泉州管辖)为代表的开拓进取的泉籍华侨华人也为促进住在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

随着社会发展，如今大部分泉籍华侨华人已融入住在国社会，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聚居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泉籍华侨华人，利用其广阔的商业网络，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刺桐城鼎盛时期所形成的全民皆商的进取精神和商业基因，也融入后世的文化血液，成为今日“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晋江精神的文化源头。